在中土网络交锋的风口浪尖上，德国这一沉默的旁观者意外地选择了中国一边。正如一场在中文互联网与土耳其语推特之间展开的“赛博战事”，随着土耳其网友罕见地挑战新疆维吾尔族女孩：“你为何不认同突厥身份？”以及“长城是中国人害怕我们祖先才修建的”这一陈词滥调的再次被利用，中国网民的反击迅速而猛烈。他们以派大星梗图、基因测序数据、突厥在中国史书中的确切记录，以及颉利可汗在唐太宗李世民面前翩翩起舞的故事作为武器，令土耳其的民族主义者们瞬间从气焰嚣张变为失声落泪。此时，德国网友在X平台上发起了一项简单的投票：“你们支持哪一方， 中国还是土耳其？”结果显示，五千多名参与者中，中国的支持率高达97%，土耳其只有区区3%。更耐人寻味的是，评论区中不乏德国网友表达出几近“归附”的倾向，甚至有网友提议与中国网友“结盟”，结果被中国网友劝阻：“你们历史包袱太重，容易被解读为纳粹复兴，还是在一旁观战吧。”这个反转的局势让德国的参与感骤然提升。但这种热情，显然不仅仅因为他们目睹了一场网络的闹剧。面对一个在众西方国家里对中国常持高冷态度、时常受到政局变动影响的国家，为什么在这一轮中土争执中德国会异常偏向中国呢？其根源并非出自北京或安卡拉，而是深植于柏林自身那条纵贯数百年的德土历史纠葛中。

这段怨恨的第一层，根植于神圣罗马帝国与奥斯曼帝国的漫漫历史长河中。将今天的德国与土耳其比拟为曾经的神圣罗马帝国和奥斯曼帝国，虽然是一种简化但不乏相关性。1683年，奥斯曼帝国的军队逼近维也纳，这一幕深深烙印在欧洲的历史记忆中，那是一次罕见的“东方敲门”。维也纳作为哈布斯堡王朝的核心，其统治全神圣罗马帝国的根基始于1526年的摩哈赤战役，随即与奥斯曼对匈牙利平原的争夺陷入长达两世纪的拉锯战。1529年，苏莱曼一世首次围堵维也纳，再到1683年的最后一次大围城，以及随后的“大土耳其战争”，以神圣同盟的名义，神圣罗马帝国、波兰立陶宛联邦与俄罗斯联手将奥斯曼的势力逐回巴尔干。1699年，签署的《卡洛维茨条约》更是令奥斯曼帝国失去大片土地，哈布斯堡的势力因此扩张至匈牙利。在德国的历史记忆中，长期存在着对“土耳其威胁”的记忆，从1354年起，这一概念便反复出现在帝国的文献和宗教讲道中。尽管这种历史记忆并不会直接决定德国网民在X平台上的投票选择，但它却形成了一种潜在的情感逻辑。当土耳其网友在网上以炫耀的姿态提及“祖先的荣耀”时，德国人耳中所听到的，恰恰是一种熟悉的警报声。这种历史并非仅仅被“铭记”，而是被重新焕发出生命的活力。德国人或许不会在投票前朗诵1683年，但祸根深植于几百年的帝国冲突记忆中，让他们在文化认知上自然倾向于与“土耳其式的历史自傲”对峙。

然而，怨恨的第二层则更为切近与日常，令德国民众愤慨不已，那便是约三百万的土耳其裔群体以及安卡拉逐步渗透德国政治的阴影。自1961年起，德国因战后经济复苏，对土耳其的劳工引发了一场迁徙潮，称之为“客籍劳工”。起初计划是设想工人们完成任务后便可归乡，但人总是有情感的生物。 土耳其工人选择留下，随之而来的家庭团聚政策让妻子、孩子乃至亲戚纷纷涌入，经过数十年的积累，德国境内的土耳其裔人口激增至约300万，柏林、科隆、鲁尔工业区浮现出一片片土耳其社区。然而，德国政府却感慨，许多土耳其移民并不愿意融入当地社会，而这其中埃尔多安及其政府推波助澜，反复鼓励德土耳其人维护其母语及传统，导致社会整合的难题。更不幸的是，2017年，埃尔多安将海外侨民视为政治工具，当年他要求土耳其裔选民在德国行动时，遭德国地方政府以公共秩序的名义叫停，埃尔多安愤怒地指控德国“行纳粹之事”，引发一场外交风波。此后，埃尔多安更是鼓动旅德土耳其人抵制默克尔及社会民主党，在被德国外长指斥为对本国选举的粗暴干涉后，德国人倍感无奈。而这一系列政治操弄，无不让德国普通民众感受到压抑，更使得对土耳其的批评成为了一桩高度敏感的议题。这正是历史与现实复杂交织下，德国对土耳其的复杂情绪。 球盟会